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是全面依法治国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
[14]从法条文字含义出发的文义解释，根据体系内外的逻辑或意义关联展开的体系解释，借助历史特别是立法史的相关性进行的历史解释，以及基于法条目的和客观理性的目的解释，这四种解释方法（标准/要素），构成了（自萨维尼以来的）法律解释学中相当固定的组成部分。体系要素被正式提出来，关涉将所有法律制度和法规则连接成一个大统一体的内在意义脉络。
小区是居民聚居的生活场所，居住的人数众多，小区内车辆通行的路段往往也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在小区内醉驾对公共安全具有较大的危险性。[54]车浩：《刑法教义的本土形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6页。[44]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24]更重要的是，体系构造同样可以完全以内容空洞的方式来进行，即便是现代逻辑，由于其形式主义，也极少为法律实务所运用，但法总是涉及关于人类行为之有拘束力的内容性命题。[22]滥觞于萨维尼而由普赫塔发展壮大的概念法学的方法论，旨在以概念金字塔的方式构建一个形式-概念的逻辑体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24]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日本学者以结果无价值或行为无价值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最高概念，理论体系中的各个概念最终都能被追溯到最高概念上面，而所持最高概念不同的学者，在具体问题的分歧上根本无法沟通，因为基本立场和各自体系不同，不可能经由沟通取得任何共识或知识增量。实践哲学既包含一个实质性的或评价性的部分，旨在表明我们应当追求何种价值、何种行动理由应当指导我们行动，何种规范具有约束力等，又包含一个涉及概念分析的形式部分，涉及像价值、行动理由或规范这些概念的逻辑特征以及支配实践推理的推论规则的本质。
指导性案例的说理属性使其在统一适用法律的功能方面获得了自身独特的方法，而底层逻辑属性突破了法院的审级，在全部裁判机关及其裁判者之间建立起统一的法律或司法的意义世界，进一步强化了指导性案例的文本性和说理性解释的属性，从司法角度阐释了有理走遍天下的箴言。55在178个指导性案例中，大部分指导性案例是经二审审判后形成的。指导性案例通过理由使个案获得普遍性参照效力。裁判理由是生效裁判文书对当事人的主张予以承认或否定的说理依据，但不等同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意见。
如果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是抽象的，法律与民主的关系也不是抽象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2条规定：指导性案例应当是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说理充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良好，对审理类似案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
3在本文中，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价值是指指导性案例的文本结构及其构成要素，指导性案例的实质价值则指指导性案例所体现或弘扬的法律价值或法理理由，前者作为形体对应的是形式合理性，后者作为实体对应的是实质合理性。指导性案例编号称谓不一致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对案例的命名及其分类事关指导性案例价值问题，它引发了我国案例结构构成要素名称的统一问题。谨慎区分判例和案例的称谓及其关系是法律正确与政治正确相结合的一个表现形式。(一)指导性案例的非裁判性 裁判性是裁判文书共有的基本属性，也是司法案例共享的内在之德。
在汉语中，理由是指事情为什么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道理。指导理由不是对裁判理由的简单的编辑和整理，而是体现了法理理由的理由。不过，缺乏法律价值观的引导，法律正义或司法正义就会远离木腿正义。15基于正式法律渊源的立场，有的学者认为指导性案例制度有违宪之嫌。
然而，裁判文书的示范价值与终审法院级别并无必然联系，对指导性案例、示范性案例和一般性案例的三分法名称分类违背了指导性案例的底层逻辑，暗含了对权力与正义、审级与说理正相关关系的错误判断。无论是指导性案例还是判例，其重大或许不在于判,而是着眼于例以及例之后的理。
违约、侵权和犯罪等被认为是不法的诸种表现形式，就其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恶。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
我国的司法案例与作为先例(Precedent)的判例体现了不同的司法理念。不过，将指导性案例的法律理由通过司法解释加以体现，并上升为裁判规则或法律则属于广义的法的创制工作。基于依据和根据划分类型，不是每一个案件都需要裁判理由，只要提供实证法上的依据，就能产生法律效力。29二是法理理由是融合了共同价值的法学表达，它与伦理理由、道德理由、自然理由或其他理由并行不悖，或是这些理由在法律上的体现。从指导价值的角度理解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一是需要明确最高人民法院是裁判要点和指导理由的归纳主体，使归纳主体与归纳内容名实相符。作为指导性案例编纂的技术方案，司法性认可并非将其他非法律规范或非司法裁决引进到指导性案例体系之中，从而避免立法者与法律适用者之间的界限混淆。
根据案例生效裁判机关的级别对案例作出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参考性案例和其他裁判生效的案件等类型区分。司法裁决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是与裁决说理的民主性相统一的，这取决于对于一种正义的司法制度的设置和完善。
公理、情理、经验法则、交易惯例、民间规约、职业伦理。最后，法律与民主的关系是当代法律获得内在之德的一个重要因素。
任何人不能因其过错而获益作为一项司法指导原则重在惩恶，用以确保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不违约、不违法和不犯罪，体现了霍姆斯法律坏人认识论。依据指导性案例(类案)生成的待决案件有其自身的裁决性，这种裁决性是由司法案件都应遵循的裁判规范决定的，却不必由指导性案例特别赋予或有待指导性案例来提供。
这一称谓也表明，案例指导制度实质是一个审慎而折中的制度选择。其一，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确立了审判和裁决分离的司法权配置格局，由非审判人员参与案件讨论并共同裁决案件的行为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作为指导性案例的母本案例先于指导性案例而存在，指导性案例说理理由已经存在于指导性案例所依赖的原始裁判案件中，已决案件和指导性案例共享说理理由。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指导理由，而应走向更为普遍性的法理理由。
三是基于指导性案例的视角，把案例分为指导性案例和非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没有对已决案件实施二次裁决，也没有为待决案件提供具体裁判规则。
司法裁判指能够引起案件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产生、变化和消灭的司法行为，是裁判规则的具体化，具有强制性的后果和既判力的属性。58作为新型的特殊案例形成机制，指导性案例提供了推进司法民主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好案例不仅具有定分止争的工具性的功能，还承载说理的实质价值。命名既是一种辨体的需要，也是得体的方法。
与纯粹实证规范理论不同，一种新的实证规范理论是由应当、行为理由、规则、义务和权利等概念构成的，在这些概念中，行动理由是最基本的概念。首先，裁判理由是指个案理由，指导理由是类案理由，法理理由则是超越了类案理由的理由。37在不能完全排除司法权力对案例的命名及分类的情况下，需要遵循案例的规律性并与之协调一致。12司法解释是否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在学理上存在争议，如果填补漏洞说被赋予或被解释为造法功能，法律漏洞填补主体就拥有了准立法者的身份。
28指导性案例法理理由是按理说逻辑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展开，具体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它遵循了法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法理的思维方法是通过相互关联的法理话语来实现的，即行为是否合乎法理的表述、命题是否作出了法理上的论证、视角是否具备法理上的考量以及结论是否能在法理上成立等。三是作为指导性案例的法律理由是通过个案来体现公平正义价值观的。
作为司法案例，基于政治或权力的理由对案例所作的区分在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从一般案例、参考案例或典型案例转化而来的指导性案例可以强化司法案例的权威性。其次，指导性案例对过程民主提出新要求。
对指导性案例与判例关系称谓的讨论同样面临着古今之别的情况。指导性案例的个案规范性、裁判规范性、文本规范性和说理规范性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呈现出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联动、功能互补的过程理性。
